非公平的，显然不是正义的或公正的。
所以，他能够一直持续保持一种进步的思想和心态，不断地学习。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去跳到这一步，咱们一定不能跳开这个历史来谈。
但工业做好了，社会的底子才能扎实。而且（我们）对产业的判断也是不够的，因为投入不够，技术了解不够，所以判断也不够准确。很多大企业都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过程，三星在97年的时候很困难，当时也是差一点撑不住。这些都是我的弱项，而且这些弱项也是很难去弥补的。韩国企业也投了20多年了，台湾企业是在15年前开始大量的投入。
我1987年第一次去飞利浦参观他们在欧洲的一个做汽车音响的部门的时候，觉得太大了，仰起头来都看不到顶，就是这个感觉。这一组文章并没能立刻平息社会各界对他的质疑，但是却为他在企业家层面赢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和尊重。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会产生影响。
但我要指出的，在这里投资率与GDP增速呈5∶1的关系，如果我们对GDP增速的期望值为8%，那么相应的投资率就只需要维持在40%的水平。何去何从，需要国人做出选择，而面对纷繁之时局，保持思维之理性与开放恐怕仍将处于绝对的第一位。另外就是由于美国的通胀，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会损失更多，也许有一天世界无法忍受美元，不愿再接纳美元了，那时候美国就不得不停止印刷钞票了，不过届时美元也全面崩溃了。首先，以支出法来核算GDP的话，可以大略将GDP看做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超过35%，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一种更为有效的投资模式下达到8%的经济增长。我一直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弊大于利，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建议人民币可以小幅度升值。
未来当如何？呼喊了至少十年的结构改革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问题了，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问题。另外，这么做中国将注定承受大量损失，因为中国会损失那些定期国债的价值。关于金融核恐怖平衡我还想说一点本不应该说的话。可以说目前除了美国政府外，没有哪个国家现在还想继续借钱。
但在21世纪即将迈入第9个年头时，中国的结构调整仍无明显改观。《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劳伦斯•萨默斯在过去几年一直强调，三百年后来看今天的历史，中国的崛起将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您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 马丁•沃尔夫：的确，如果100分算作满分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能得到100分，但在收入分配上我给中国打50分，环境保护则只能给25分。中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发达国家已经在明显的缩减消费需求了。
因此如果让我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成就，那我是不会聚焦于GDP增长这个指标的，更合适的指标应该是消费增长。这是很疯狂的举动，这将使中国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而受害。
我并不是说保尔森在说谎，而是指他并不能知道三五年后的情形，几年后的局面不在他的掌控之下。《21世纪》：您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失衡以及由此出现的大量廉价信贷，这一点您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强调了，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马丁•沃尔夫：是的，我一直认为这种全球失衡的局面难以长期持续。
如果以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中国的发展，您对此有何评价？马丁•沃尔夫：我同意萨默斯的观点，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将文明传承到300年后，中国的崛起在这个时代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中国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没有别国的竞争者，当然某些产品一些亚洲邻国也有生产。有猜测认为中美之间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中国继续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支持美国经济，而美国则保证中国在美金融资产的安全，您怎么看这一局面？马丁•沃尔夫：首先，我想保尔森做出的承诺是认真的，但是我还想说，即使一个借债者不想保证这笔债务的安全，他也不会在嘴上说出来，这就像一个人找银行借钱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告诉银行他不准备还钱。它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即使从现在回顾过去的25年，从世界经济的层面来说，中国的崛起也是最重要的事件，不仅因为中国自身的巨变，还有中国由此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影响，但是也犯了一些错误。对中国而言，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过去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所以我相信危机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机遇。必须马上刺激内需当下的正确做法是美国等国暂时扩大财政赤字以化解国内经济困境，中国则需要马上开始刺激内需，并容忍出口贸易的一些萎缩。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完全停止了更新产品的想法，他们都说：没关系，我不需要一辆新车了，我可以继续开我的旧车。中国并不是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而且其经济规模在不断增大。
随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还开启了出口加工贸易的进程，这一政策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得到了推广，出口由此获得了迅速增长。我还想提醒中国，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你在银行借款100英镑，你只是银行的小客户，那么你不还钱就会有麻烦。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如此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下，GDP增速很小幅度的下降也会很容易引发大幅度的经济衰退。中国的内需增速要达到多少才合适呢？这可是一个挑战。
从严格意义上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变身商业银行，华尔街受到了重创。《21世纪》：遗憾的是，就像沃尔夫先生之前所说，美国暂时还需要继续借债，而中国在短期内也不得不继续借钱给美国。所以中国在制定政策之前需要思考，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在国内会有什么作用，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而且这些国际影响反过来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实际上，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无数本国工人多年辛勤劳动换来的，但对美联储而言，向电脑输入几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创造出一个新的2万亿美元。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中美双方存在着金融核恐怖平衡（the financial balance of terror），中国现在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外国持有者，而美国的救市也有赖于中国的支持，因此中美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但这样一来，占GDP10%的需求就没有了，因为经济减速后，投资率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其对上游产品的需求也会快速下降，这是从需求上来讲的。
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陷入大萧条，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将步其后尘，届时作为最大出口国的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那时候整个出口市场将崩溃，日本、德国等出口型经济体也将陷入大萧条，那将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那么数年之后，我们有可能成功获得全球经济的平衡状态。
要知道，社会服务业的完善，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能够发挥很大的潜力，使居民倾向于更多的消费。就算中国希望继续保持这样的战略，但由于外部环境已改变，这些措施估计也难以奏效。
当然，将上万亿美元投入股市将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议题，而且还要考虑股市的风险，股市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在这一年里，中国经历了唐山地震后经济和人员损失最大的地震，举办了奥运会，也戏剧性的感受了经济从通胀向通缩的转变。总体来说，中国崛起的影响是非常巨大且积极的。《21世纪》：刚才您谈了不少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但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在下一个三十年取得更大的发展。
而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大国，就像之前讨论过的，对中国而言最有效的投资毫无疑问是对其自身的投资，期望海外资产的投资回报高于国内是不现实的，将多种因素考虑进去之后，投资海外的回报率是负的，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这一部分损失本应该是中国人享受的福利，现在却变相成为了美国人的福利，2000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5%。
这对中国的出口而言将是长期的衰退。所以这不是什么很安全的投资。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对美国来说想要扭转形势已经有点晚了。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颇有研究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先生，希望这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的观点可以对中国 亡羊补牢的决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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